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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在今天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是个热门词汇。
5月24日,在河南襄城县,县委书记何天立与县长李成,却因“扶贫攻坚不力”双双被免职。
当地多名政府工作人员说,襄城县曾出现干部冒充扶贫户应付上级检查的事儿,结果被检查人员发现。
无独有偶。
5月21日,新华社发表《脱贫工作容不得“装儿子”式虚浮造假》一文:
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出干部“装儿子”的戏码,为应付检查,避免“露馅儿”,一名年轻干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题、蒙混过关。但“演技”再好也难让百姓接受,“假儿子”一句虚伪的“妈”,叫得老太太变了脸,气得小姑娘撇开了头,不仅被抓了个现行丢了脸,更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那份真心。
除了“装儿子”,一些干部还会“包装术”。
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西部某县的政府为了出成果、树典型,生生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包装成“扶贫大户”,结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反而弄得该养殖户负债累累。
怎么包装?
据说当地有一个养鸡大户,这个人打工返乡后,创办了养鸡合作社,通过向社员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带动不少贫困户、低保户增收致富。
在周中全养鸡场的门口,还贴着宣传广告——近3年出栏商品鸡3万多只,产值近280万元,利润60多万元。
“其实广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来,贴上去的,都在‘吹牛皮’,数字是虚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养鸡大户对媒体说。
其实,合作社只是挂了块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养鸡大户这些年养的鸡,总共出栏量也仅有1万多只,产值30多万元,利润也就10多万元。
不过,“装儿子”、“包装术”好歹还知道遮一下,有的地方甚至懒于遮遮掩掩。
广西马山县就曾违规认定了3119名扶贫对象,其中包括343名财政供养人员,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随后,当地扶贫办、财政局、民政局等12名责任人被追责,有的移送司法。
贵州铜仁市纪委也曾先后查处跟扶贫有关的窝案、串案。
其中,沿河县从分管副县长到县扶贫办、乡镇扶贫办“全军覆没”。松桃县则涉及扶贫、财政、林业等多个系统,10人涉案,5人获刑。
有的地方,因为扶贫违纪违法,被追责的甚至能到上百人。
甘肃宕昌县对责任心不强、造成明显失误的189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湖北建始县182名党员干部因扶贫违纪问题被追责问责
湖北襄阳查处扶贫腐败问题244起处理254人,8人被移送司法
河北保定严查扶贫违纪问题处分171人,移送司法机关8人
不只基层。
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即我们常说的“扶贫办”)进行巡视,在巡视整改情况中就提到范增玉、魏崇金、郭玉辉案件。
(范增玉)
范增玉是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原主任,2015年因贪污、受贿、诈骗三宗罪名,一审获死缓。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原副主任魏崇金一审被判13年、后因受贿金额发生变化,二审改判6年。
为了对付扶贫领域的“苍蝇”、“老虎”,司法机关可没闲着。
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92人,比前一年同比上升102.8%。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了解到,精准扶贫战略一个不容商量的红线就是,确保2020年全部脱贫。
正因如此,如何破解扶贫之路上的“肠梗阻”,尤其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尤其重要。
根据已披露的追责问责,审计署、中纪委、检察机关、法院等多个部门,在扶贫领域编制了一张不容忽视的法网,极具威慑力。
同时,很多新技术也在扶贫领域发挥了作用。
在广西,你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能举报扶贫领域的违纪问题。二维码印在几十万张扶贫宣传画上面,在各单位、高校、市县乡镇村屯等张贴,效果显著,截至今年4月,广西共初核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线索7769件,立案4141件,处分近两千人,移送司法40人。
湖南、云南、山东等地运用大数据,锁定扶贫领域的违纪问题,效果不错。
同时,也有地方,举报有奖。
有一句话叫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绥德县实名举报扶贫领域问题可获奖励一千元。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了解到,不仅涉及扶贫领域的贪污腐败要追责,试图蒙混过关“扶贫攻坚不力”的,也会被问责,就像襄城县的书记和县长。
襄城县新任县委书记宁伯伟,5月21日就到部分乡村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都就扶贫现状进行“细致深刻的交流”。
5月26日,襄城县政府网刊文称,宁伯伟连日扶贫调研,提到“有的扶贫干部对扶贫工作抱有畏难情绪和厌倦情绪”。
同天下午,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与襄城县代表团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发言中希望“全县上下正确认识和对待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近半篇幅讨论了脱贫攻坚,希望“绝地逢生,背水一战”。
现在,没有人敢冒着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装女儿,糊弄扶贫考核了吧。(来源:政知道作者:赵红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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