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之殇——未来农村谁来种地？

清风明月

          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理事会会长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联名向中央决策层提交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尤为令人瞩目。这15位两院院士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愿种地的境地。(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怎样让农民种地能赚钱的问题。
　　职业农民？顾名思义，就是指把务农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就像教师以教书为职业一样。与职业农民相对的则是传统农民。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
　　一把锄头，一个小板凳，大家说说笑笑，一起坐在初春的阳光下锄地的情景是再也看不到了！
       陕西省蓝田县府庄村——这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村，既不靠山也不临水。这里的农村人生活水平都相差不大，不穷不富。没有特别富的人家，也没有特别贫穷的，大家和谐相处，平静而自然。但深入到这种平静的生活里你就会发现，这里缺乏一种活力，除了老人和孩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影子。“都出去打工去了！”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
农村困局——宁愿打工不愿务农
       在府庄村，67岁的李玉珍仍然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她的腰已经快直不起来了，但每天还要佝偻着下地干活。一个儿子考上大学后永远离开了农村，剩余的三个子女都在外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回家，村里二层楼的房子，平时只有她带着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住，而最大的孙女今年才十四岁，现在正在读初中。
       在安村乡，像李玉珍一样的老人共有3000多位，占全乡老年人口的45%。其中有400多位老人急需解决生活照料问题，而这样的一个小村庄也仅仅只是如今农村空心化现象的一个缩影。
        农民的职业是种地。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公共服务较差，在农村，越是有技术、能力强的年轻劳动力，就越往外跑。越来越多的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种地，宁愿粮田被征用也不愿守住故土。
       记者调查，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每亩是52元。但是现在的农资价格上涨非常快，如果不计农民自身的用工成本，眼下种植一亩小麦的成本达到375元钱(化肥160元、农药20元、种子90元、机耕45元，收割60元等等)，按照1元/斤的粮食收购价计算，一亩小麦的收入仅有800元。花了375元的成本，挣了800元钱，看似是一亩地收入了425元，但是这仅仅只是明面上的账，村民告诉记者，一亩地实际收入也就是200元，可以说忙活了一季，基本上就是白忙活。
       表面上看，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实质上还是种地赚不到钱。农民回到土地上难，从土地上挣钱难上加难。与此同时，近段时间山东的苹果、白菜，内蒙古的土豆，还有海南的香蕉、贵州的番茄、上海的卷心菜等多种水果蔬菜纷纷出现滞销。菜贱伤农，昔日拉高CPI的农产品让农户们越来越不敢投入更多的农业生产。
       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农村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谁来种地”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未来谁能留在农村种好地
　　一旦农村的老人们放下锄头，年轻一代能接得上吗？田间地头，40岁以下的劳动力很少见，50多岁的劳动力占大部分，甚至有80多岁的老人还在种地。“80后”、“90后”等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极为少见。
       今年62岁的谢顺在村子里很有权威，不仅是因为他在老人们眼里最有学识，更因为周围十几个自然村里所有40岁以下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在他眼里，农村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孩子们一年一年少了起来，原来一个年级最少都有90多个人，现在，一所小学六个年级加起来也只有100多个学生，前几天他去了一趟学校，今年的六年级只有8个学生。忘了说了，谢老师去年退的休，但是他一个人种了13亩地，老兄弟三个人，老大和老三两家都在城里打工，地就只有他种了。“没办法，孩子们都不愿意种地，实在种不动了再说，好在现在基本上都能实现机械化！”老谢说。
        2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规划明确，“十二五”末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为超过5.4亿吨。但在中国农村，随着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谁来种田”的困境正日益突出。
        众所周知，农业是弱质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种地，收入较少。就种粮农民来说，1亩小麦辛辛苦苦一年只赚了200元，除去劳动力成本，几乎抵消了收入。而农民到城里打零工，4天就可以挣400元。同时，大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传统的耕作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十分辛苦。因此，许多农家让孩子读书考大学，千方百计走出农村，不再干农活。
       “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大都不会种地，他们更喜欢到城里去打工。除了城市里丰富的物质吸引着他们，他们更喜欢城市里多种公共文化资源带来的精神享受，即便在农村与城市挣同样多的钱，他们宁可选择城市。
        陕西是农业大省，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基于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禀赋欠缺、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从农产品种植、收割，到深加工、销售等环节，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来支撑。未来谁能留在农村种好地？仅仅依靠现在大量留在土地上的50岁以上的农民，是无法实现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发展，虽然他们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但这部分劳动力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受传统观念影响，接受新事物较慢，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热情，致使新技术推广难度加大。
        因此，未来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靠专门的职业农民去种地。什么叫职业农民？顾名思义，就是指把务农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就像教师以教书为职业一样。与职业农民相对的则是传统农民。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
        发展现代农业还要求对从事务农的农民有一个分工，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让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个平台，组建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新型农民”利益关系密切的产业共同体，通过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耕种，去引领现代农业。
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具体表现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基础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农民长久使用”为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巩固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事关农民根本利益和农村长治久安。
       土地定权，农民定心。明确界定土地权利是完善土地制度的一项最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明确“长久不变”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明确农民宅基地用意物权的内涵和实现形式，在确权的基础上，为农民颁发具有更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权威的农地权利登记体系。
       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让公司法人成为农业的经营主体，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不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确保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严格用途管制，防止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防止在农业人口大批转移之前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在全国蔓延。
       家中有地，进退有据。要充分认识土地对农民生活保障的特殊重要性，当农民在城市里的根没有扎下去前，不能轻易拔掉农村承包土地这个根。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农民进城落户定居后，是否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要强调“自觉自愿”，不能把“双放弃”(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性要求农民退地。
        土地收益，城乡共享。要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按土地市场价值对被征地农民进行补偿。近年来，宅基地整理与村庄整治在不少地区推进很快，明显的好处是节约了用地，为城镇发展和工业建设争取了用地指标。但工业和城市发展缺地，不能主要靠“拆村腾地”来解决，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也有很大潜力；城市建设缺钱，更不能靠开发经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必须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分享开发经营集体建设用地带来的收益，真正能够造福农民。暴力拆迁和征地已经成为舆论高度关注的热点，要抓紧从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补偿机制、强化问责、加强监管等方面整顿和规范征地拆迁行为。
        同时，在保障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经营方式“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坚持家庭经营方式，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水平。健全农业统一经营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好村级集体组织在统一经营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多元化农业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加快培育各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搞好信息、技术、购销、金融、农机等全方位服务。
“农民荒”期待政策“还愿”
　　一直以来，农民并不是作为职业身份出现的，而是固化在土地之上特定群体的“符号”，土地不只是生产资料，更是户籍福利的象征，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户籍的樊篱成为了越不过的“坎”，在一只脚已经跨进城市的同时，却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所赋予的公共资源，使得另一只脚又不得不停留在农村。农民一方面进城务工不愿意种田，另一方面想种田的又无田可种。诸多留守在农村的群体，守候的是带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见的希望而又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
        一是要从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做起。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是农民融入城市的基础。城市不仅要解决好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问题，而且要积极探索“融合教育”，打开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开放的大门，张开城市热情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怀抱，让农民工子女尽快融入城市学校。当前，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弃读高中的现象比较普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努力体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且要加快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的对接，通过减免学费和提供补助，让农民工子女顺畅进入高中阶段教育，增强就业能力。
      二是让农民工逐步融入企业，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要合理稳定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完善维权法规，健全维权机制。
      三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允许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为农民工表达意愿提供平台。
       四是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服务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职业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进程的宽容怀抱，农业的出路在于解脱土地与群体束缚的有序流转。无人愿种地期待政策“还愿”，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破除城乡户籍之间的樊篱，让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社会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土地权益置换社会保障的方式，把土地从农民手中置换出来，真正还原土地“资源”的属性，真正还原农民“职业”的面目，让现代规模农业成为可能。此外，还应从政策的层面强化对农业的反哺，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