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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理解共同富裕的八个要点与促进共同富裕的五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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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29 20: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澎湃新闻就此推出“求解共富”系列学者专访。
  究竟应如何正确理解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澎湃新闻近期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等5位学者,整理出以下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八个要点,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五条建议。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
  1.需要持续做大蛋糕

  张军:在政策上继续鼓励那些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经济活动。要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让大多数劳动力能在正规部门就业,收入和福利有保障,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渠道。
  刘尚希:我国的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不进则退,日子往回退在国际上有先例。因此,还是要从怎么做大蛋糕这方面去做文章,怎么能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结合起来的,不能对立起来看问题。我们的人均GDP毕竟才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还较大。
  姚洋:过去有很多“草莽英雄”,如今这个时代过去了,不提高教育水平,成为中产阶层的概率是极低的。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贯彻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同时不要去动中产阶层的奶酪。
  2.税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刘尚希: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整体来看,税收不是主要的。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税收的作用不能否定,当前仍有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但不能当做重点,不能把税收作用估计过高。
  李实: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税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是就现在的作用不大而言,以税收为主要的手段这个说法是不太准确的。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税收处于收入分配的第二阶段,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确实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军:虽说房产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等这些针对富人的税种对于任何公平社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觉得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不是说有这些税种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关注共同富裕,关注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于共同富裕,社会信用信托、财产保护以及公平正义等这些基础性制度是多么重要。
  3.保证机会公平
  刘尚希:消费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条件的过程。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二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促进起点和机会的公平。
  刘守英:我们一定是要建立一个权利更开放、制度更公正、机会更公平的秩序。
  4.缩小区域、城乡以及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
  张军:从宏观上看,区域经济的差距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从宏观上看,区域经济的差距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从空间角度看,共同富裕意味要缩小地域差距,或是将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消灭差距,但这个差距应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里,而不是表现出持续增大的趋势。同时要看到,经济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可能平衡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允许人口的流动而不是阻止人口的流动。
  刘尚希:城乡差距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导致的。城乡差距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导致的:城乡之间的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应当让人口、家庭能自由流动,要让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进城落户,享受同城待遇。目前农民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不难,但变为市民有很多障碍,全家落户很难,社会身份不是市民,就不能享受同城待遇,那么在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他还是农民,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就意味着他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市民存在机会上的不平等。
  李实: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高学历和低学历人之间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新的高收入行业吸引了大批高学历人群,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传统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还有,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在扩大,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不是“靠人挣钱”,而是“靠钱赚钱”。这几年财产性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而且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和高财富人群。
  5.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
  张军:不可能通过“劫富济贫”和追求均等主义的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那只会造成共同贫困。共同富裕不可能消除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别,但可以确保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底层人群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刘守英: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防止走向平均主义(均贫富、劫富济贫),否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预期不稳和失序。
  姚洋:对于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不能看成是针对富人的。根据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美国,三次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渠道。但也不能误解美国的情况,一提到美国就好像指的是只有富人在捐款,事实上美国的捐赠中主要还是中产阶层,捐款的面广,数量也大。
  刘尚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6.效率与公平的观念要转变
  姚洋: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都认为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顾,而不是二者携手并进。在这个层面上说,目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也意味着,要让大家接受这种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不仅是社会大众,包括官员都需要转换观念。
  李实:全社会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要对中国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进行必要的修正。通过更多地强调公平与共享,来进一步促进发展。通过促进共同富裕,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使得发展与共享能够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
  7.企业家精神需与时俱进
  姚洋:即便是在美国,企业家精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要关注它们的利益相关者,过去的企业只对投资者负责,对股东负责,但现在,特别是对那些大企业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应该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家是我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只谋求自身的发展,把员工只当作是工具。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单元,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8.共同富裕目标有利于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
  张军:走向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布结构肯定更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提升,也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要立足于内循环或者主要靠内循环来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至少要在需求上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就要致力于培养国内巨大的购买力,但国内的购买力是要靠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整体的收入分配结构来实现的。
  李实:内循环一个主要的障碍可能就是消费需求不足。一定程度上,共同富裕目标一方面要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一方面也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能够更快一点提高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让他们能够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这会对促进消费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内需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不断扩大内循环的规模。
  二、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1.实现教育公平

  姚洋: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拉大差距。代际流动已经下降太多,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讲共同富裕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先实现教育的公平。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而不是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
  2.加快税制变革
  李实:目前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包括其他直接税和间接税等,对调节收入分配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税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有更大的力度,税收制度与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改革。例如,税收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直接税比重太低,间接税比重太高,要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税收能够更加有力度地调节收入分配,就需要改变当前的税收结构,增加直接税比重,特别是提高直接税的累进性。
  姚洋:有两种税是可以征的: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一,房产是纯消费的资产,对它进行征收,不会影响生产积极性,但对于征收的范围需要明确,要设定一个最低的面积,低于这个面积是不征收的,比如房产总面积低于90平米,或者人均30平米以下不予征收,大于这个范围的再征收。第二,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不好的方面是它可能会打击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但若不征收,有些企业就会去炒资产,有了资本利得税,就可以进行调节。
  张军:中国目前的家庭主要财产就是房产,再加上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国有的,买房子只是获得使用权,这种情况下要再征收房产税,在理论和法律上都有重复征税的问题。相关的法理矛盾以及法律规范的一致性问题是较为复杂的,亟需深入梳理。法学界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至少要能够让房产税替代一些其它相关的税种。这就涉及到政府现有税制的系统性审查和相应的改革。政府和人大的有关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这也是立法方面比较慎重的原因。
  3.改革城乡二元分治等基础性制度
  张军:人口的流动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解决户籍制度的限制,真正实现区域经济的融合。通过提高大城市的户籍城市化率,让外来打工的劳动力人口及其家庭彻底变成没有身份歧视的城里人。但是,我们的很多大城市在户籍控制上过于严格。部分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若不在扩大户籍人口上更开放,会逐步失去发展的后劲。
  刘守英:要着力解决农民与城市人口权利平等问题,应该赋予农民成为城市市民的权利,让农民在城市更好地积累财富,拥有更好的就业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机会。通过再教育、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群体参与到财富的创造的过程中,解决中国的财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刘尚希:应当让人口、家庭能自由流动,要让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进城落户,享受同城待遇。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就意味着他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市民存在机会上的不平等。这种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也正是需要我们去改革的。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着力于缩小能力的差距,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的同时,需要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上全面推进改革,比如城乡二元分治这样妨碍国民能力共同提升的制度。
  4.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张军:低收入家庭要靠政府来解决房子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指望每家每户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或是能够改善居住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政府一方面没有必要限制有钱人去买大房子,另一方面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或帮助提供体面的住房。
  5.在机制层面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
  姚洋: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要支持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捐钱“买平安”。“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每个人都紧张。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澎湃新闻记者蒋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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