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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高] 为什么羊毛出在狗身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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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8 08:40: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什么你的学问不一定能让你更有钱?
  为什么高科技行业的增长速度反而最差?
  1/4、高科技≠高成长
  近几十年,我们耳熟能详的高速成长公司几乎都是高科技企业,比如亚马逊、谷歌、微软,两轮全球科技股大牛市给我们的感觉是高科技就代表高增长。
  但《投资策略实战分析》一书的作者选择了1963年到2009年13000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从所有的十个大行业的排名上看,IT行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是最差的。
  这说明,这个行业的少数科技帝国,是建立在大部分失败者的尸骨之上的,而且最重要的失败原因是研发成本和研发失败的概率都太高了。所以巴菲特不喜欢那些高研发费用的企业,老奸巨滑的他,硬是把苹果从高科技巨头等成了消费品企业,核心竞争力从技术变成了品牌,才大举买入苹果股票。
  为什么整个高科技行业的研发投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很难变成自身的增长呢?
  中美之间的“毛衣”摩擦中,处处看到知识产权的影子,到底这只是争端的借口,还是争议的核心呢?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正是今年刚刚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之一保罗▪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希望去解释的现象。
  为什么羊毛出在狗身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你答案
  2/4、知识是怎么变成力量的?
  在罗默之前,解释“经济增长”最著名的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这些理论核心是把“资本”和“劳动力”视为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把“储蓄率”“生产效率”作为主要变量。
  这些增长理论都是从投入的角度分析的,必然面临着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
  一家工厂雇佣100个工人是赚钱的,但雇佣1000个工人却发生亏损;从10台机器增加到100台机器,单位产出是增长的,但再加大投入,增长的速度就开始下降。
  事实上,很多国家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期后,都会面临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现象。
  关键在于,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的叠加,资本有“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劳动力有素质的不同,关键的变量是“知识”。
  过去的增长理论仅仅把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以保罗▪罗默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正是“技术进步”与资本、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100个工人的工厂要扩充到1000个工人,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让工人在工作中提高劳动熟练度和配合度,另一个是雇佣更有能力的管理者,前者代表“知识创新”,后者代表“人力资本”,这两者都会出现“知识溢出”的现象。
  什么是“知识溢出”呢?一个工人掌握了一项新的劳动技能创新后,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用,仍然无法改变“边际效益递减”,但如果其他工人看到了,模仿他的方法,此时就产生了罗默所谓的“知识溢出”。
  由于知识的复制是无成本的,人人都可以没有代价地享受新方法带来的效率提高,“知识溢出”就抵消了“边际效益递减”。
  罗默利用这个模型把“知识”和“资本”“劳动力”联系在一起,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甚至越来越快。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不都是常识吗?不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凭什么他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知识并非只有“溢出效应”。如果把前面工厂的例子扩展到一个行业,当一家公司采用新技术时,其他公司并不能像同一个工厂的员工一样相互学习,创新者一定会想出各种办法去防止“知识溢出”,这就是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垄断。
  即使是同一家工厂同样存在反“知识溢出”的力量:员工愿意创新,是因为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收入,但如果一个创新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员工模仿的话,他就无法得到超额收益,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经济学应该尽量再现现实世界,罗默是如何将“知识溢出”和“市场竞争壁垒”统一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呢?
  3/4、羊毛出在狗身上
  有一个地方,知识是公共品,任何创新都可以免费地、迅速地传播,罗默把这个地方称为“非竞争环境”,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学。
  但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部分都是“竞争性环境”,创新者会想尽办法防止“知识溢出”,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几乎是和资本同步出现的。
  不过利益的天平往往很难倾向于“创新者”,因为“知识外溢”是知识的天然属性,一家工厂的新技术很容易被离职的员工带到竞争对手那里,一个软件的代码很容易破解,更不用说方法论、技术理念等等偏思维方法层面的知识了。
  而且,“知识外溢”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公众更愿意原谅那些教育、医疗领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资本和知识的区别就来了。
  资本有产权保护,产生的每一分钱收益都归自己,但“知识外溢”使得知识的拥有者在变现时,会遭遇到大量“搭便车”的行为,只能绕着弯子找到变现的途径。就像我,变现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收费专栏,而是免费给大家写文章,再通过广告变现。
  高科技代表高成长,这在整个宏观经济的层面是成立的,但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并非如此,市场给创新者的回报永远低于他们应得的。
  “知识外溢”使得高科技企业技术上的优势非常短暂,无法在经营上获得足够的安全边际,不得不加大研发力度,损害了利润,拖累了增长。而一旦研发方向错了,很可能坠入万劫不复之地,还真是“冒着卖白粉的风险,赚卖面粉的利润”。
  资本的投入,无论赚赔都是自己的,但知识经济的投入,由于“知识外溢”的存在,却往往是“羊毛出在狗身上”,
  从1980年代到现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了1万倍,成本下降了一百倍,每个人都从技术进步中得到了好处——除了那些倒闭的高科技企业,还有那些因高价买入高科技公司股票而亏损的投资者。
  “知识溢出”对整个社会有益,但损害了创新者的利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罗默的观点可以总结成三点:
  第一、放弃让“知识无阻碍地溢出”的最优增长方式;
  第二、选择次优增长,承认创新者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识垄断权”;
  第三、最重要的,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重新达至最优增长。
  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者的利益,又要保证“知识外溢”对整个经济的积极效应。
  政府不再是传统经济学中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要跳到前台,主导投资的方向,加大没有直接效益的基础公共研究,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利用税收手段帮助受知识产权影响的弱势群体,还要对危害本国知识创新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活动进行行政干预……
  是不是看到了“毛衣战”的影子?所以罗默认为,大国的发展会比小国更有力,因为大国有足够大的统一市场,既能保护知识产权,又能让“知识外溢”效应更强。
  不过,大国之间一旦发生知识产权方面的冲突,其谈判空间也比正常的贸易纠纷小得多。
  为什么羊毛出在狗身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你答案
  4/4、乐观的经济学家
  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都是谨慎悲观者,罗默是个例外,因为他看到了知识的力量,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乐观。
  罗默的文章常常提到的两个概念“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前者是指一样东西人人都能用,后者是指一样东西你的使用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最典型例子的通信网络。
  知识也是少数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的物品,而且成本极低,这才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但前提是要保持好知识产权和知识外溢的平衡。
  罗默因为多年诺贝尔奖“陪跑”,被戏称为“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今年终于得偿所愿。但村上春树属于那种“谁让你是文学界的摇滚明星就不给你奖”的作家,而罗默的研究领域却是越来越主流,因为“知识经济”早已走出了经济学家的书斋,已经成为大国竞争舞台上真正的制高点。(人神共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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