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争夺汉中50年：决定蜀汉存亡的战略要地之战

大汉一人

        在三国时代的长期混战中,汉中是蜀魏双方频频用兵、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从公元214年刘备占领成都、统治益州开始,到公元263年蜀国灭亡,在这50年里,蜀汉对魏的多次大规模进攻行动都和汉中有关。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17～219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夺取了汉中。此后蜀汉便常以该郡作为北伐的屯兵基地。据《三国志》记载,自建安二十四年刘封占东三郡,至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兵出骆谷抵渭滨,共计8次由当地发兵进攻曹魏。在此期间,魏国方面对汉中地区也很重视,曾经五番出动大军进攻汉中,兵力多在10万以上。这一地区为什么会引起蜀魏双方的争夺?蜀国在汉中的军事部署前后发生怎样的演变?这些变化给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带来哪些影响?

      一、汉中郡的地理特点及战略作用

      秦汉时期的汉中郡地域辽阔,它西起沔阳的阳平关(今陕西省勉县武侯镇),东至郧关(今湖北郧县)和荆山,绵延千里。秦、西汉时其郡治在西城(今陕西安康市),属下有西城、锡、安阳、旬阳、长利、上庸、武陵、房陵、南郑、成固、褒中、沔阳12县;东汉时裁至9县,郡治移在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割据汉中,改称汉宁郡。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兵入南郑,逐降张鲁,复设汉中郡;但划出该郡东部的西城、安阳二县设西城郡(后称魏兴郡),割锡、上庸二县及武陵地设上庸郡,另设房陵郡,此三郡纳入荆州版图,时称“东三郡”。至此,汉中郡的管辖范围大致与今汉中地区相同,仅余南郑、褒中、沔阳、成固四县。公元219年刘备夺取该郡后,增设若干县级辖区,数目说法不一,据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考订,蜀汉汉中郡有七县,为南郑、褒中、沔阳、成固、蒲池、南乡、西乡。

       汉中地区之所以受到蜀魏双方的重视,成为军事要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汉中处于蜀魏两国的交界地带

      三国时期,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是南北对峙,南方的吴蜀联盟与占据北方中原的曹魏相互抗衡。关中平原是魏国西部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曹操击败马超、韩遂,占有此地后,设置卫觊等良吏,招抚流亡,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大兴屯田,又多次从临近地区迁来人口,使当地生产迅速恢复,军事力量逐步增强,成为对蜀作战的强大基地。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中间地带,蜀魏两国为了保卫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把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以阻止对方军队入境践踏劫掠,同时也可造成己方陈兵敌方边境的有利态势。所以说,占据汉中具有防御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因此这一地区成为割据战争当中两方尽力争夺的前哨阵地。如顾祖禹所言:“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曹操立刻意识到关中所受威胁,为了不让刘备抢先夺得汉中,进逼秦陇,他迅速于次年率军西征,打败张鲁,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并派遣张郃领兵侵入巴中,“割蜀股臂”。刘备随即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倾注全力争夺汉中,经过岁余反复交锋,终于迫使魏军撤退,获得了这块宝贵领土。此后数十年内,该郡的防御为蜀国的安全提供了切实保障。如乐史所称:“汉中实为巴蜀捍蔽,故刘先主初得汉中,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是以巴蜀有难,汉中辄没。自公孙述、刘备、李雄、谯纵据蜀,汉中皆为所有。氐虏接畛,又为威御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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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汉中是道路汇集、通往几个战略方向的交通枢纽

      汉中之所以受到蜀魏两国重视,另一原因是该郡四通八达,川陕之间多条交通路线经过此地,并且可以东出襄樊,西抵陇右,是兵家所谓“衢地”,即现代军事学所说的战略枢纽。关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较为近捷的是穿越秦岭山脉的几条通道,即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到达汉中后,再通过金牛道或米仓道,分别进入川西(成都平原)和川东(巴地)。这五条道路汇集在汉中盆地,以南郑为中心。下面予以详述:

       1.雍州方向 在汉中之北,通往关中平原;主要有三条道路,分别为:

       (1)褒斜道 以南循褒谷、北走斜水而得名,路程500余里。由南郑出发,向西北行至褒中县(今陕西褒城县),进入褒水(今黑龙江)河谷北行,过石门、三交城、赤崖(又称赤岸),抵达褒水源头。此处和与它对应的斜水(今石头水)河谷有分水岭相隔,古称五里坂。出谷便是魏国扶风郡郿县五丈原,面临渭水。这条道路在秦岭诸道中旅程最短,省时省力,故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此道。就传世金石铭文来看,两汉时期多次修筑褒斜道路,反映其往来利用的频繁性和重要性。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言:“(巴蜀)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2)傥骆道 由汉中盆地东端的成固(今陕西省洋县)入傥水河谷,过分水岭后,再沿骆谷进入关中平原。傥骆道路程虽短,但是中间绝水地段较褒斜道为长,山路险峻,通行困难。

      (3)子午道 该道在长安正南,沿子午谷入山后转入沣水河谷,翻越秦岭,经洵河上游,南过腰竹岭,顺池河到汉江北岸池河镇附近陡转西北,大致沿汉江北岸,绕黄金峡西到成固县东的龙亭,此处与傥骆道南口相近,两条道路在成固汇合后,再西行至盆地中心南郑。

     2.益州方向 在汉中之南,通往四川盆地;主要有两条道路:

      (1)金牛道 又称“剑阁道”、“石牛道”,即传说中蜀王受秦国欺骗,遣力士为运送石牛所开之道。自汉中盆地西端古阳平关(今陕西勉县武侯镇)西南行,穿越巴山至葭萌(即蜀汉之“汉寿”,在今四川广元市老昭化北)与陈仓道会合,南行穿剑门山,即天险剑阁,经梓潼、涪(今四川绵阳)、雒(今四川广汉市)到达成都。这是巴山通道中较为重要的一条,也是历史上联系长安和成都的主要交通动脉。《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曰:“自秦以后,繇汉中至蜀者,必取途于此,所谓蜀之喉嗌也。”

     (2)米仓道 自南郑向南行,溯汉水支流濂水而进,穿越巴山山脉的西段---米仓山,再沿宕渠水(今巴水河上游)而行,即到达巴中。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兵入汉中,张鲁南逃时就是走这条路线。由此向西可达巴西郡首府阆中,取道西至成都。若继续顺流而下,则能抵达宕渠(今四川渠县)、垫江(今四川合川),汇入西汉水(嘉陵江),南入大江。张鲁归降后,曹操命张郃南徇三巴,曾由此途进军至宕渠之蒙头、荡石,为张飞所败,逃回汉中。

      此外,关中入蜀的另一条重要路线--陈仓道(又称故道、嘉陵道),也和汉中有密切联系。陈仓道由长安沿渭水西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翻越秦岭山脉西端,向西南过散关,沿着嘉陵江北段而下,经河池(今甘肃徽县)、武兴(今陕西略阳)、关城(今陕西阳平关)、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北),至葭萌(汉寿)与金牛道汇合入蜀。

       陈仓道迂回遥远,不若褒斜道近捷,但较为平坦易行,又有嘉陵江水运之便,所以历来颇受重视。汉代四川的物资北运秦陇,除走褒斜道外,也经漕运至沮县(今陕西略阳),再走陈仓道进入关中。这条道路虽然未入汉中境界,但是其途中要枢---沮县(即蜀国之武兴)濒临汉中西陲要塞阳平关,并有水路可通漕运。曹魏军队如果未占汉中,想走陈仓道入蜀,会受到东侧蜀军的严重威胁,很容易被其出击阻截;蜀军还可以先放魏师通过,随后切断其补给供应,造成魏师乏粮的窘境。另一方面,巴蜀政权向关中进军,也可以从汉中出发,经阳平关、沮县北上,走陈仓道穿越秦岭。例如汉高祖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及诸葛亮的二次北伐,都是经过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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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凉州方向 由汉中西行,出阳平关至武兴后,除可沿故道北上陈仓,南下关城之外,还可经多条道路通往凉州地区:

      (1)武都、阴平 这两郡位于汉中之西,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叟,多羌戎之民”。东汉中叶,武都太守虞诩曾动员吏士,开通自沮(今陕西略阳)至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的嘉陵江支流航道。再往西南即到达阴平。二郡北与曹魏的天水、南安、陇西等郡接壤,南临益州的梓潼郡,阴平有景谷道(又名左担道)通往江油和涪县,是蜀汉政权西北的侧门,后来邓艾灭蜀便是经由此途。武都、阴平若是落入敌手,蜀地和汉中西境都会受到威胁,故此刘备曾遣吴兰、雷铜领兵争夺该地,但是败于曹洪。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派陈式自汉中起兵,攻占二郡。汉中和武都之间有水路可以相通,孔明再出祁山时,便由此途以舟船运送兵员粮草。诸葛亮病逝后,武都、阴平又成为姜维北伐的主要屯兵基地。

      (2)祁山、天水 由武兴至下辨(今甘肃成县)或河池(今陕西徽县)均有陆路北行,经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一带进入陇西天水郡界。这组道路可以绕过秦岭西侧,避开其险峻难登的不利地形。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初次北伐,未听魏延“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的建议,就是采用了这条较为安全的进军路线。

       4.荆州方向

        在汉中之东,自盆地东端成固沿汉水而下,可以从秦岭、巴山之间的缺口向东到达西城(今陕西安康),后人称为“西城道”。循汉水东进过旬阳、锡县(今陕西白河)至郧关(今湖北郧县),东去陆路可入南阳盆地,抵达名都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史称“旬关道”。从郧关东南顺流而下,则到达江汉平原的北方门户--重镇襄阳。自西城东南陆行,还有一条支路可达上庸(今湖北竹山)、新城(今湖北房县),然后能够南下秭归,或东去襄阳。

       三国时期,这一战略方向也发生过几次军事行动。如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为实现“隆中对”制订的“跨有荆益”战略计划,曾令关羽北攻襄阳,又命刘封乘汉水东进,与孟达配合,占领了东三郡。后来孟达降魏,引兵来攻,上庸太守申耽又乘机反叛,刘封才丢弃西城, 败归成都。

       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荆州都督司马懿配合曹真伐蜀,亦由宛地西进,溯汉水而上,企图夺取汉中,后道遇霖雨而还。诸葛亮死后,蒋琬镇守汉中时,也曾有过利用汉水航运向东进攻,攻占魏兴、上庸等地的打算。

        综上所述,秦陇与巴蜀、襄樊联系的交通道路大多汇集于汉中,此地实为四通八达之衢;占领该地攻防俱便,容易掌握军事主动权,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卷56亦引牟子才曰:“汉中前瞰米仓,后蔽石穴,左接华阳黑水之壤,右通阴平秦陇之墟。黄权以为蜀之根本,杨洪以为蜀之咽喉者此也。”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可以从多条道路威胁巴蜀,使其防不胜防。而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能够阻断由关中穿越秦岭的诸条路线,保证成都平原的安全;若要采取进攻态势,向北方中原用兵,则可以选择几个战略方向进军,神出鬼没,使敌人难以判断。例如诸葛亮和姜维的多次北伐都是以弱攻强,虽然和魏军互有胜负,但是主动权往往掌握在蜀汉方面。原因之一就是蜀国占据了汉中要地,能够利用其良好的通达性转换进军方向,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例如诸葛亮初次北伐,用赵云、邓芝所部在箕谷佯动,作为疑兵,然后师出祁山,致使“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在屡次进攻陇右之后,他又突然走褒斜道穿越秦岭,兵临五丈原。姜维也曾在频频出击陇西之际,挥师由骆谷直入秦川,皆为此类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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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中地形险要,利于守方防御

       蜀国以区区一州之域对抗雄踞中原的曹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理条件的帮助。如《博物志》卷1所言:“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在与魏军抗争时汉中首当其冲。它的四周群山环绕,峡谷纵横,地形相当复杂,构成了交通往来的巨大障碍;其北边的秦岭雄峙于渭水之南,西起嘉陵江,东至丹水河谷,横长约400公里,纵宽约100～180公里,海拔多在2000米左右,给关中入蜀的各条通道带来处处险阻;其南边的巴山,自嘉陵江谷向东,绵延千有余里,耸立于川、陕、鄂三省之间,又是四川盆地北部的天然屏障。曹魏军队入蜀,必须越过这两条山脉,或穿行于深峡窄谷,或攀登上座座高阪,其路途之艰险可知。尤其是秦岭诸道的河谷两侧,多为悬崖峭壁,人马难以立足通行,因此古来常在沿途凿山架木,修建栈道。

        汉中西陲的阳平关,东端的黄金戍,也是著名的天险。守御一方可以依险拒守,或以小股游军抄掠对方辎重,收到以寡制众的效果。例如: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亲率10万大军西征汉中,张鲁之弟张卫据守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曹操感叹汉中地势之险,下令撤退。后因张卫闻讯懈怠,被曹军偷袭得手,才侥幸进入汉中。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阵斩夏侯渊,凭险固守,迫使曹操退回关中。参加这两次战役的曹魏君臣对当地的绝险深有感触,曹操事后曾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曹丕也说:“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张鲁有精甲数万,临高塞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过。”后来魏明帝欲攻打汉中,大臣孙资亦引用曹操西征故事来劝阻,曹睿因此取消了作战计划。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率兵自斜谷、骆谷、西城三道进攻汉中,“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悬)乏”,只得回师。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爽、夏侯玄率众自骆谷入汉中,在兴势受到蜀军阻挡,逾月不得进,被迫撤兵,途中又遭袭击,“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

       (四)汉中具有丰富的经济资源

       汉中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汉中盆地山环水绕,气候温润,土地肥饶,多有利于农业垦殖的河川平原和丘陵、平坝。《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其“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可与天府之国--四川齐名。境内汉水及其大小支流纵横交织,便于发展水利事业,稻麦皆宜。盆地周围的秦巴山地森林茂盛,“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并有铁矿、铜矿,可以开采冶炼。

        种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汉中较早即获得开发,战国时期已成为天下知名的经济区域。《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用。”秦亡之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都南郑,他听从萧何建议,在汉中广开堰塘,练兵积谷,为后来出兵三秦,东进中原准备了物质基础。《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载刘邦进军关中后,“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当时修建的水利设施至后代仍得到修缮沿用。西汉武帝为把汉中粮谷运至长安,曾拜张卯为该郡太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500余里。汉末张鲁割据巴汉,多有聚敛,曹操占领汉中后“尽得鲁府库珍宝”,并用缴获物资大飨三军。随同出征的文人王粲在诗中描写当时情景:“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人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可见当地物产之丰富。

         对于蜀魏两国来说,如果部署大量军队在秦岭或巴山一带作战,粮草供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关中和巴蜀沃野千里,盛产粮粟,但是路途遥远,关隘险阻,转运维艰,若是能在前线附近就地解决部分给养,就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国家巨额耗费。汉中盆地恰恰是川陕之间理想的屯兵垦殖场所。蜀国夺取汉中后,诸葛亮和他的继任者都曾在那里大兴屯田,并设立督农官职,劝课农桑,利用当地的山水沃土种植粟谷,显著减轻了前方军粮供给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汉中地区具有临近边界、道路汇集、地形险要、物产丰富等多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利于驻兵镇守或是向敌境出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的割据混战中,占据汉中的一方可以获得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好处,有益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如阎圃所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因此汉中受到蜀魏两国的高度重视,引起双方对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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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蜀国对魏战略与汉中兵力部署之演变

       三国时期,蜀国对汉中地区的兵力部署屡屡作出调整,这和它在各个历史阶段对魏作战方略不同有着直接关系。分述如下:

       (一)刘备亲征汉中时期

       这一时期从建安二十二年冬(公元217年)刘备发兵进攻汉中,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攻占汉中全境后撤军回川为止,其特点是向这个战略方向投入主力部队,并且倾全蜀之人力、财力予以支持,直至取得战役胜利。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和孙权、刘备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双方在江北沿线相持不下的状况难以打开,因此都想在敌对势力较为弱小的西部地区进行扩张,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来制约对手。汉中这块战略要地因此而引起他们的觊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四月,刘备占领成都,统治了益州,此举奠定了蜀汉政权的基业。曹操采取的对策,就是于次年四月针锋相对地出兵,经过半年多跋涉作战,攻占了川陕中间地带--汉中以及三巴,这一举措既保护了关中腹地,又能对巴蜀造成直接威胁。然后他留夏侯渊、张郃等镇守汉中,自领大众撤还邺城。两年后,刘备巩固了益州的统治,听从法正之谋,乘曹军主力退还中原,汉中守军薄弱、将帅才略不足的有利形势,全力出兵北伐,夺取了这块战略要地。曹操亲率大军来援,刘备明智地选择坚壁不战、迫使敌人力竭撤兵的做法,双方相持月余。曹营给养匮乏,军心涣散,逃兵日增,曹操被迫放弃汉中,领兵退还。

        刘备占据汉中盆地后,为连接荆、益两州,保障其侧翼安全,又令刘封顺汉水东下,攻击上庸;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刘、孟的进攻节节获胜,顺利夺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至此,原来汉朝汉中郡辖区全部被蜀军占领,还打开了通往中原荆襄地区的道路。汉中战役为蜀汉政权夺得了横越千里的战略要地,巩固了它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这一重大成功标志着刘备平生事业的光辉顶点,而胜利的获取与其审时度势、部署得当有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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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魏延镇守汉中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撤还成都,命魏延驻守汉中,到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统众北驻沔阳之前。在此期间,魏延镇守的汉中在驻军数量和外界环境上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主力南撤,偏师留守 刘备在占领汉中和东三郡后,于当年七月在沔阳登坛称王,任命

数有战功的魏延为汉中都督、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总揽当地军政要务。然后率领蜀军主力撤回成都休整。后年(公元221年)为报荆州丢失、关羽被杀之仇,刘备又亲率大军东征孙吴,在夷陵遭受惨败。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主持国政,与孙吴和好;蜀国军队主力平时驻守在成都附近,仅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出征南中,平定当地蛮夷叛乱,事后又回到成都。在此期间,蜀国在汉中方向采取防御态势,留驻偏师,具体人数不详。夷陵之战以前,蜀汉全国兵力约有十余万。张鹤泉曾根据一些史实推断,“汉中、江州都督区平时所驻军队都不会低于2万人”。其说大致可信。

        2.东面侧翼丧失 刘备从汉中撤离时,该郡两翼都在蜀军控制之下,东边的西城、上庸、房陵由刘封、孟达等镇守;西边的武都、阴平虽属魏境,但要镇武兴(今陕西略阳)由蜀军掌握。因为左右两翼提供了保护,魏延最初的防御任务只是阻击北面秦岭诸道来犯的敌人,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但在荆州关羽覆亡之后,东三郡直接与魏、吴接壤,在两国威胁下岌岌可危;守将孟达又因与刘封发生矛盾而降魏,引敌兵来攻。申耽、申仪兄弟见局面不利也随之叛变;刘封独木难支,作战失败,逃归成都,西城、上庸、房陵落入魏国之手。

        东三郡丧失,不仅使蜀国丢掉了一条出入中原的重要通道,而且加重了汉中郡的防御任务。魏延不得不从有限的军队中分出一部分投入到盆地东缘,以提防曹魏在西城方向可能发动的进攻。幸而当地形势险要,扼守关塞不需要太多人马。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曹魏先是经历了曹操去世、曹丕篡汉等重大政治事变,后又和孙权交恶,在黄初年间三次动员大军南下征吴;面对蜀汉的西线则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使汉中地区度过了战乱年代当中少有的和平岁月。

       (三)诸葛亮屯兵汉中时期

        这一时期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开始,对曹魏摆出进攻态势,多次兵伐秦陇,同时准备迎击敌人入侵;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蜀军主力撤还成都结束。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总揽蜀汉大权。他首先作出外交努力,与孙吴通好,结束了两国敌对状态,共同抗魏;然后劝课农桑,休养生息,使国计民生得以恢复;既而南渡泸水,平定四郡叛乱,稳定了蜀汉内部统治,并从南中少数民族获得丰厚的贡赋收入,增强了实力。这时他开始改变原来对魏作战以防御为主的方略,着手实现北伐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由于荆州和东三郡丢失,蜀军出川攻魏的途径只剩秦陇方向。而汉中作为进军的出发基地,可以东向新城,北越秦岭,西出祁山,又遮护着自关中入川的门户,屯兵十分有利。因此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亲率大军进驻汉中,七年之内六次从该地兴师伐魏。

        在此期间,蜀国在对魏作战中基本处于主动地位,汉中集结了蜀军主力,人数前后略有变化,大体维持在10万左右,可参见《三国志》卷39《蜀书·马良附谡传》注引《襄阳记》,以及《晋书》卷1《宣帝纪》青龙二年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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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蒋琬、费祎主持军政时期

       这一时期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蜀军主力撤回成都开始,至延熙十六年(公元252年)春费祎出屯汉寿后被刺身亡结束。

       诸葛亮死后,蜀汉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总统国事;后被费祎接替。在此期间,魏国政局很不稳定,出现了辽东公孙渊叛乱、曹爽与司马懿激烈争权、王凌在淮南谋反,吴国亦屡屡出兵攻魏,形势对于蜀汉北伐相当有利。但是,此时蜀国的治理较诸葛亮在世时逊色,其经济、军事力量略有下降,执政的蒋琬、费祎又谨慎持重,不愿冒险,基本上采取伺机待发战略。这一思想反映在军事部署上,就是最高统帅--大将军的驻镇和军队主力在成都、汉中、涪县和汉寿之间频频调动,屡次准备出击魏境,但又犹豫不决,始终没有投入主力攻魏。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蒋琬率众出屯汉中,至六年(公元243年)还至涪县。蒋琬死后,延熙七年(公元244年)、十一年(公元248年)费祎又两次领重兵进驻汉中,也只是由姜维率领一支偏师向陇西三次出击,均未取得成功。其原因,一是随着司马氏在政争中击败曹爽,掌握朝政,魏国政治逐渐趋于稳定,朝内政变并未削弱边境防御力量;二是蜀汉投入兵力太少,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仅派出少数军队做试探性进攻,难以获得更大战果。

       曹魏政局转安和姜维西征连续失利,使费祎打消了北伐的企图。他曾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4](卷44《蜀书·姜维传》注,ｐ.1064)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夏,他将蜀汉军队主力从汉中撤出,重新部署在汉寿(今四川广元昭化北)。由此时至十六年春他被刺身亡,这段时间蜀军主力一直随费祎驻扎汉寿,汉中守将为都督胡济,采取防御态势,军队数量仍是原有二万余人的较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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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姜维统军时期这个时期

      从延熙十六年春费祎被刺身亡、姜维执掌军权开始,至景耀六年蜀汉灭亡为止。兵力部署的特点是蜀军主力由汉寿北移到武都、阴平境内,频频向魏国的陇西等地发动进攻;而汉中的兵力削弱,致使在曹魏大举入侵时未能作有效抵抗,轻易被敌人占领。这一时期又可根据汉中守军人数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253～258年) 此时曹魏政局发生剧烈变化,出现了有利于蜀国进攻的形势:首先,司马氏执政后,废掉魏主曹芳,杀夏侯玄、李丰等大臣,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拥曹将领毋丘俭、诸葛诞相继在淮南起兵反抗,并联络吴军来援。这两次内战迫使司马氏将大量军队投入扬州地区。其次,东吴自孙权去世,执政权臣们都企图利用曹魏内乱夺取淮南,扩展疆域。诸葛恪在公元253年领兵20万攻魏,人马之众是吴国历次北伐中空前绝后的。公元257年,孙綝为增援诸葛诞,亦前后发兵10余万,欲解寿春之围。淮南叛乱与孙吴频频北犯,使曹魏多次派遣重兵到东线,甚至征调关中的驻军,因此在西线对蜀作战不得不采取守势。

       在蜀汉方面,姜维改变了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谨慎持重的防守战略,乘魏国内外多事,频繁向其发动攻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曰:“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他在公元253～258年六年当中五次领兵北伐。前四次均在陇西作战,每番战役结束,姜维都要回成都复命,但其帐下军队不可能每次也随他一起千里迢迢撤回成都,第二年再开赴陇西前线作战。据史籍所载,他们是以蜀国北境的武都、阴平两郡的石营、钟题等地作为屯兵之所,在此休整或出击的。例如阴平郡的沓中(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早在延熙八年(公元247年)便已是姜维进军陇西的据点,后又成为蜀军屯田练兵的基地。

       此阶段最后一次北伐,是在诸葛诞起兵后,魏军云集淮南,关中兵力削弱。姜维欲乘虚而入,故从汉中出发,“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但是邓艾、司马望等坚壁不战,相持逾岁,迫使蜀军无功而返。

       第二阶段(公元258～263年) 蜀国灭亡前夕,姜维对军事部署作出重大调整,汉中兵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为随即而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姜维自关中退还成都,提出了新的对魏作战计划,其内容可参见《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从该书记载来看,姜维的计划和后来实行的措施,是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但是记载中又说“使敌不得入平”,这就与前后内容相矛盾了。《华阳国志》卷7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此句作“听敌入平”,全文如下:

     “(景耀元年)大将军(姜)维议,以为汉中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之。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悬粮,自然疲退,此殄敌之术也。于是督汉中胡济却守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资治通鉴》卷77和《蜀鉴》亦作“听敌入平”,学术界因此判断今本《三国志·姜维传》有可能传抄错讹。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注图补》中也认为“听敌入平”是正确的,“《姜维传》中'不得'二字衍,'重关',即指乐城、汉城、阳平关、白水关与兴势、黄金诸围戍镇守,使敌饥困平原中不得更进,非仅指一阳平关头”。《华阳国志》等史籍虽系晚出,但当时撰写所据的《三国志》可能是善本,没有今本的这些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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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引史籍记载来看,姜维作出的军事部署调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放弃汉中外围,收缩防守,诱敌深入 更改了自魏延镇守汉中以来“拒敌于盆地边缘山区”的作战方针,撤消了外围的大部分据点,军队集中到汉、乐二城,分别由蒋斌、王含驻守,各领兵五千人。西陲则严守阳安(平)关,主将为傅佥、蒋舒,阻止敌人破关后攻击武兴(今陕西略阳)或南下剑阁。并准备派遣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待敌军乏粮撤退时乘势反攻。

       2.削减汉中人马,退往汉寿 命令汉中都督胡济率领部分守军撤至汉寿驻扎,待命行动。汉中驻军原来不满三万,此时大致分布情况是:汉、乐二城各5000人,阳安关可能也有5000人,几个围守(如黄金、兴势围)各留少量兵力驻守,恐怕总数不足二万。

       3.加强陇西方向的防御 姜维所立的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诸围守皆在陇西前线、蜀国北境,即今甘肃省南部。据刘琳考证,建威在今甘肃西和县南;武卫、石门都在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武城围在今甘肃武山县西南武城山上;西安、建昌、临远三围具体地点不详,但亦当在甘肃南部。姜维的部署是在上述七围加强兵力,巩固防务,可见他还是把对魏作战的攻防重点放在了武都、阴平以北的陇西前线。

       4.主力屯汉寿,后移沓中 姜维从关中退兵时,所率蜀军一部分随他撤回成都,另一部分留在汉寿待命,仍然沿用费祎临终前制订实施的防御部署。前引《姜维传》及《华阳国志》等书也提到胡济率军退驻汉寿。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再次北伐侯和（今甘肃临潭县西南）,被魏将邓艾挫败。朝内诸葛瞻、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致使国内疲敝,准备上表请后主将其调回成都,夺其兵权。而专权的宦官黄皓也想罢免姜维的大将军职务,让阎宇担任。姜维对此疑惧不安,便率领蜀军主力在沓中屯田,不再返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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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姜维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埋下了祸根。其中郭允蹈的《蜀鉴》论述较为深刻,摘引如下: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汉中之险,在汉魏则阳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因阳平之围守,而分二城以严前后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窥;而后其攻也,使之莫能御,此敌之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殆哉。

       先贤的评论非常中肯。蜀汉与曹魏相比,在兵众和财力上处于明显劣势,之所以能够守住汉中,拒敌于国门之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依托汉中外围险要地势进行防御作战,这样可以用少数兵力扼守山川险隘,阻击来寇,使之不能入境。魏军人马虽众,但是千里跋涉,粮运难继,无法作持久对抗。蜀军如果弃险不守,抛掉了自己的有利条件,使强敌轻易进入平原,得以发挥其兵力优势,那么汉、乐二城及阳安关的守御便岌岌可危了。这是一种极其冒险的战略部署,实施成功固然能获大胜,但以孤城弱旅应对强敌猛攻,难保不出疏漏,一旦有失,汉中被敌人占领,就会对蜀国安危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蜀军主力在北伐侯和失利后,没有返回汉寿,而是留驻沓中屯田,更是一个严重错误。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军主力平时屯于涪县、汉寿,位于后方。北部边境报警后,由于有前线守军就地抵抗,援兵在赶赴前线救急途中不会遇到敌人的阻击和干扰,可以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作战地域。现在姜维担心自己回朝后会被夺去兵权,又念念不忘北伐陇右,故不愿退师汉寿。主力屯于边陲偏僻的沓中,一是暴露在敌人面前,容易受到攻击;二是和汉中东西悬隔千里,中间又有山水险阻诸多障碍;一旦形势告急,很难及时赶赴援救。魏军统帅正是看到了姜维兵力部署的这一破绽,在第二年分兵进攻,以偏师牵制住沓中的姜维,主力则顺利占领汉中盆地,并攻陷了阳安(平)关。蜀军自开战以来节节败退,未曾进行有效的抵抗,除汉、乐二城等少数据点外,汉中全郡均被钟会占领,并且长驱直入,通过关城天险向汉寿、剑阁进军。姜维“积谷聚兵,听敌入平”,将魏军主力牵制在汉中盆地加以歼灭的计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汉中丢失对蜀汉防御带来了致命后果,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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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造成蜀国整个北部防线崩溃 魏军轻易占据汉中,一举攻克重镇阳安关口,取得的战果是多方面的:首先,阳安关是汉中防御体系的重要兵站基地,储有大量物资;魏军破关后,“得库藏积谷”,获得了意外的充足补给。其次,蒋舒率领守兵投降,至少在千人以上,不仅补充了魏军兵力,而且为其提供了熟悉蜀汉部署情况的向导。再次,蜀将王平曾言:“贼若得关,便为祸也。”[4](卷43《蜀书·王平传》,ｐ.1050)这是因为阳安关在汉中防御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敌人即使攻陷了汉城或乐城,只要关城不失,就不得进窥蜀道,成都平原和陇南地区的安全还有保证。而魏军占领阳安关后,既可以西胁武兴(今陕西略阳),又能够从金牛道南下,直逼汉寿;驻扎在阴平、武都的蜀军就有被截断归路、陷入邓艾和钟会夹击而覆灭的危险。姜维和廖化只得放弃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下辨、武兴及西安七围等要塞,仓皇撤退至汉寿,与张翼、董厥的援兵会合。因为敌军势大,姜维等人又被迫退保剑阁。这样一来,除了个别据点,蜀汉从汉中至阴平绵延千余里的的领土丧失殆尽,设在岷山、摩天岭、米仓山以北的外围防线落入敌手。

        2.为后来邓艾偷渡阴平、迫降刘禅创造了条件 魏军占领汉中及武都、阴平以后,控制了几处入蜀通道的隘口,可以从多条路线(金牛道、米仓道、嘉陵道、景谷道)进攻巴蜀,形势对其极为有利。钟会的10余万大军在汉中未受重创,全师而进,云集剑阁,使蜀国面临严重威胁。姜维部下仅四五万人,处于明显劣势,虽然凭险固守,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终因全力以赴,旁顾不暇,被邓艾乘机从景谷道偷渡成功,灭亡了蜀汉政权。

       倘若汉中不失,蜀国还能在陇南与魏军继续对抗。即使姜维撤出阴平,西安七围和下辨、武兴等地设防坚固,加上后方支援,邓艾很难速胜。魏军在陇南作战,远离后方,给养运输困难,是无法持久驻扎的。而且如果存在来自东邻武都的威胁,邓艾决不敢贸然从阴平悬军南下。只是在侧翼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没有被敌人断后的危险,他才敢于孤军深入,偷袭成功。

       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发展趋势来看,蜀国灭亡是必然的,迟早会到来。但是就其亡国前还掌握着十万兵力和险要的地形、要塞、防线来说,仅仅三个月便土崩瓦解,这与汉中地区过早地、轻易地丢失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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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中对蜀魏两国作战影响之区别
        综上所述,在三国时代的长期战争中,汉中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蜀魏两国的交战过程来看,汉中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对双方并不是均等的。对于处于弱势的蜀汉来说,汉中是必争必守之地。从防御角度来讲,若失掉汉中,武都、阴平亦不能保,四川盆地与关中、陇右之间就没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敌人能够从多条道路直接进攻或威胁巴蜀,守卫者也会顾此失彼,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从进攻角度来分析,蜀国占领汉中后形势十分有利,可以从多条道路向曹魏的荆襄、关中和陇右进行攻击,魏军若是分兵防守,自然会削弱力量。事实上,诸葛亮、姜维频频发动的北伐,虽然与敌人互有胜负,但是基本上掌握着战争主动权;曹魏守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却经常处在被动境地。其原因之一,就是汉中蜀军能从几个方向出击,声东击西,使其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因此陷入被动。蜀汉自刘备占据益州以来,拓展领土最多的两次辉煌胜利,都是在把主力部队投入到汉中地区以后取得的。第一次是刘备兵进汉中,斩夏侯渊,迫退曹操,又东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第二次是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坐镇建威,派陈式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这些史实,都证明了汉中对于蜀国进攻曹魏所起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刘备在入川以后,军事上屡陷被动,几经惨败,究其原因,往往与其未对汉中驻防给予足够重视有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引兵东下,和孙权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曹操乘虚击败张鲁夺得汉中,并进军三巴,致使蜀中惊恐摇动。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在苦战之后占领了汉中和东三郡,却又把主力撤回成都,让关羽在东线孤军北伐,结果受到魏吴双方南北合击,丢弃了荆州。刘封在上庸抵御魏国进攻时,由于力量薄弱,无法相抗;而汉中守军因数量有限,亦不能给予有力支持,使东三郡又落入敌手,蜀国在四川盆地以东的领土丧失殆尽。廖立曾严厉批评刘备的错误决策:“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卢弼注释曰:“此虽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

       今人吴健亦曾详细论述刘备汉中撤兵的恶果。他认为,刘备如果率领益州主力军队留驻汉中或出击陇右,曹操的大部兵力是不敢离开关中的,至多只能抽调少数人马前往襄阳。而对付少数援兵,关羽不需要调走荆州守军。守军不调,荆州也就不会丢失。同时,若是关羽形势不利,身在汉中前沿的刘备君臣也能及时分兵顺汉江东援樊城,从侧后夹攻曹军,关羽军队在荆州仍能站稳脚跟。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对蜀汉较为有利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备率领益州主力离开了汉中前线,造成其既不能及时东援关羽,又不能牵制、打击曹操的主力,终于形成了关羽这支偏师独抗曹、孙两大强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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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所述,姜维作出削减汉中兵力、放弃外围防守的错误决定,致使钟会伐蜀时大军轻易进入汉中平原,攻破阳安关,引起蜀国北部防御体系的全线崩溃。西晋名将羊祜曾对此感叹道:“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蜀国在三个月内土崩瓦解,其重要原因之一,也与其统帅部署失当,未能在汉中驻扎重兵,以保证其安全有关。若说蜀国安危系于汉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对于盘踞在中原和关西的曹魏来说,汉中地区固然也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但是对于该地的需要和依赖程度并不像蜀汉那样迫切。曹魏若要进攻巴蜀,汉中是势在必得,因为得到汉中便可以从几条道路入蜀,并使武都、阴平陷入孤悬境外、难以坚守的局面,形势将十分有利。相反,若未取汉中,仅有武都、阴平两郡,那么对蜀汉就构不成威胁。但是如果对蜀汉采取防御战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能够掌握汉中当然很好,要是付出代价太高,难以承受,也不妨放弃,这样对曹魏虽有些被动,却不至于构成致命威胁。因为汉中的对蜀防御需要不少兵力,例如当年夏侯渊、张郃的数万人马抵御不了蜀军进攻,曹操领大军到来,其粮草给养需要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送,经过数百千里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民变。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曹操最终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且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魏明帝即位后,曾就是否攻占汉中举行廷议,大臣孙资追述曹操的有关战略构想,成功地说服曹睿罢兵。其言如下:

       '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帝由是止。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后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唯天有汗

       诸葛亮为什么要坚持北伐

       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以汉中为根据地，对曹魏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北伐。

      北伐无疑是为了实现刘备“兴复汉室”的遗愿。我们知道，刘备是汉室后裔，在他生前，立志要消灭曹魏政权，兴复汉室。为完成先主刘备的遗愿，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在给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所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同时，明确了北伐的目标，即“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后出师表》中，他再次提出“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可见，诸葛亮北伐，是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

      其次，北伐是蜀汉以攻为守战略防御的策略。诸葛亮北伐的对象是曹魏，而曹魏也把蜀汉当成主要对手，以灭亡蜀汉为目标。由于魏大而强，蜀小而弱，随着时间的推移，魏、蜀两国的力量差距将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欲寻求自强之路，不外有两条：一是挖掘自身潜力，自力更生；二是开疆扩土，向外发展，因此，蜀国只有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出兵伐魏，才能自保。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面明确说明了北伐的缘由，即“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材，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于待亡，孰于伐之？”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你不打曹魏，曹魏最后也要灭你，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趁其立足未稳、中原人心向汉的机会，大举北伐，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第三，北伐是实现诸葛亮政治理想的需要。刘备去世后，他执掌蜀汉政权，更是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理想，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先稳定内部、发展生产，再“科教严明，厉行法治”，而后又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终于使蜀军粮草齐备，兵甲充足。基本条件具备后，诸葛亮开始了连续五次的北伐，为了“兴复汉室”，诸葛亮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纪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