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感谢生活，感谢我永远的父亲

我爱虹

       父亲是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从那以后，他就离开了湘南道县一个叫访尧滩的乡村小学，千里辗转到了西安，供职于陕西省军区。他毕业于道县县立级初中学，写一手规范的钢笔字，因此在部队长期同钢板蜡纸和油印机打交道。由于他工作认真踏实，翌年5月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4月，他转业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不久，一位先他转业到镇巴的四川籍战友数次给他写信，把镇巴说成江南鱼米之乡的一个翻版，然后就动员他来吃鱼和稻米。父亲信了，多次向组织申请到镇巴。我想像，当年父亲和母亲卷起铺盖，被滞留西安的战友和单位同事们送行时，父亲乘坐的那辆长途客车缓缓启动，他探向车窗外，向老上级老战友挥手时，依依无限。同时，他也暗自攥了一把劲儿，觉得此番西行南下，他必然会有一番作为的。

       但是父亲错了，完完全全错了。诗情画意的年代，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诗意画意。他带着母亲，从西乡开始，一路风尘，步行到镇巴后，这里的天之荒、地之老、山之穷、水之恶，简直出乎他的预想。可他已经砸了煮饭的锅沉了渡河的船，想再重返西安，一切都晚了。只有面对现实，在巴山蜀水之间孵儿育女了。巍峨挺拔的大雁塔，闻名于世的明代城墙，文化灿烂的碑林，还有击筑而歌的秦腔，只能留在记忆中或梦中了。父亲在镇巴不仅一事无成，甚至活得有些窝囊。来镇巴后，他写了不下十九份入党申请书，可直到退休，他也未能梦想成真。这过错不在他，而与他的家族自清朝中期到民国一直是道县最大的望族有关。他活得窝囊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就别无选择，只有自食其力。

        关于父亲留给我记忆深刻的片断是：我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养成了一种读书病。没钱，买不起书，只得借。为借书，帮别人做过作业，当过别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有次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太子和穷儿》的小人书，想要，背过大人拿了家里几角钱，被父亲发现，将我两手扳到身后，用布带绑牢，再用手帕塞进我嘴里，骂一声“贼娃子”，扇我一耳光。我忍受不了，想跑，被门槛一绊，栽倒在门外，左眼角顿时裂开一道血口子。他嗜酒如命，喜欢一边豪饮一边与朋友煮酒论英雄，尽管他连英雄的边儿也沾不上。他喜欢痛痛快快地讽庸官骂奸臣。喝醉了，他就吐得一塌糊涂；他抽烟，劣质卷烟几乎是一根接一根，右手食指和中指几乎被烟熏成了两根腊肠；他喝茶，茶叶泡开占去茶缸多半，喝起来像中药一样苦。母亲常常为父亲烟酒茶三项开支过大，责备父亲，他也改不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在家里呆上十天半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山老林里转，回来时总是一身泥水。他长期搞医药工作，不在山里抓几个药材生产基地，收购就上不去。当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省、地、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奖状时，才使我同他下乡回味的形象产生联想。母亲也常用我听不懂的湘南方言嘟嘟嚷嚷奚落父亲：“你家不管家，崽娃不管崽娃，奖状挣了几十张，图个什么？”父亲也只是嘿嘿一笑了之。许多年后，一些曾和他共过事的叔叔阿姨对我讲：“没见过像你父亲那么干工作的人，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谈到父亲干工作的认真、扎实和吃苦精神，几乎没有人能够说他一个“不”字。

       父亲活得拮据，他在自己的生命里打着补丁。补丁越多，越是千疮百孔，政治风寒侵袭了他一生。因了他，我在应该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却被打入另册，成为班上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少年。因了他，我在应该享受到人间一切爱的岁月里，得到的却只有母爱。直到1978年秋，当我从知青点考上大学，即将远行的那个遍地月光的夜晚，看着那高低远近闪闪烁烁的窗户，亮着三五苗人烟的灯火，我才终于获得了一种人烟的亲切感。我知道，家庭遮蔽在父亲身上也遮蔽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就此散去了。

        白驹过隙，弹指间，30多年过去了。我也才懂得，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笔千金难买的财富：靠自己，还得靠自己。而今，父亲和我们，已是云泥天壤，阴阳两隔。我将发自肺腑地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感谢我永远的父亲。（陈军）

汉中房奴

现在的我们很难体会和理解那一代人的选择和艰辛……

巴山同老

你父亲的战友不地道啊，把你父亲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