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洋县,北靠秦岭,濒临汉江,自古以来就有正月初五‘’扫五穷‘’,十五十六‘’装社火‘’的习俗。老人们认为,正月十五十六是过大年,看社火是大年中最有意思的事,不然总觉得这个年过的不完整。而‘’扫五穷‘’‘’装社火‘’是汉江流域上游的城固、洋县、西乡等几个县特有的春节习俗,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了。 社火,就是挑选一些十岁左右的娃娃,化上彩妆,穿上戏服,再加上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骑马、射箭、舞棒、划船等,扮演古戏中的一些角色。‘’三个人一台戏‘’,角色不多,一般三两个,当然也有五六个。 记得小时候,装社火是每个生产队过大年要完成的任务。我的老家在贯溪乡,按当时的乡镇划分算一个大乡,一个乡有二十几个生产队,人口集中,靠近108国道,交通便利。乡政府鼓励每个生产队都要装社火,不少于两台,这个任务分到生产队,队长丝毫不敢马虎,一般正月初一大人们见面聊的都是装社火的事。一个队长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节目策划人,演那出戏?几个角?谁负责化妆?谁准备服装道具?谁来驾车?谁来绑桩?沿途的突发情况谁来处理?娃娃们的安全谁负责?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生产队长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农业生产、文明建设两手抓,真的不容易。 当时,计划生育还没有全面铺开,家家都是五六个娃娃,能被挑上扮角的,那实在是幸运,生产队还有特别的奖励,不是钱,而是工分,一个壮年男子干一天记10分工,而一个小娃娃扮演一个角,一天也记10分工,工分多了,每年分粮食的时候自然也分的多,对农民来说,谁家劳力越多,谁家日子就越好过。所以,大人们都推荐自家娃娃去装身(扮演角色)。装身的孩子年龄多集中在10到16左右,年龄太小的穿衣服撑不起来,太大的又显成熟,缺少灵气,胖的不要,瘦的也不行,这样挑来挑去符合要求的人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属于幸运的一个,被选中了,记得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断的猜想:明天会化怎样的妆,穿啥颜色的戏服,演什么样的角?一晚上辗转反侧,一会儿一骨碌爬起来望望窗外,这天咋还不亮呀?等到自己迷迷糊糊被叫醒的时候,才知道四点多,哈欠连天的就端起饭碗吃饭,吃的一定是蒸饭,不喝汤。一旦自己被定的桌子上,不吃不喝四个小时,喝了汤的肯定会憋不住,尿裤子的,那可就难堪了。 一大早就吃干饭,也没有胃口,在大人们的催促下胡乱的扒拉了几口,就被带去化妆了。化妆师是我的一个叔叔,早些年他是农校的一个技术员,不仅庄家蔬菜种的好,他爱好戏曲,特别是戏曲中人物戴的帽子做的特别好,当时十里八乡的都来学艺,是我们村的名人,放到现在那就是非遗的文化传承人。他懂的古戏特别多,在他家里人物脸谱的画像就好几本,谁是黑脸,谁是花脸人家门儿清,他化的脸谱也特别生动。一个人承担五六个人物的化妆人物,四五点要求演员到位,一点都不为过。 化妆前,先用香皂洗干净脸,然后打粉底,接着用小毛笔画轮廓,最后再上色。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化妆品,用的甚至是些广告粉,有的画眉都用的烧晚柴火后剩下的黑炭,没有那家的大人会计较自家孩子皮肤娇嫩,化妆过敏,即使几天后,脸上起红疹、痘痘,拔上三两颗蒲公英熬一熬趁热喝几次,不几天痘痘就不见了。 叔一边给我化妆,一边给我讲我所饰演的角,我静静的听着,他慢慢的画着,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那样的人,从模糊到清晰,直到站在我面前。我当时扮演的是《藏舟》这出秦腔戏的女主角,这出戏是一个传说故事:东汉大将军梁骥专权,派兵追杀清河王刘蒜,却误杀了浔江邬姓渔翁。刘蒜则逃入渔舟,被渔翁的女儿邬飞霞救出。后邬飞霞为报父仇,混入梁府,乘隙用神针刺死梁骥。刘蒜即位为帝,封邬飞霞为皇后。我就扮演的是邬飞霞,刘蒜由我的伙伴狗蛋饰演。 化完妆,我照了照镜子,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咋这么好看,如果再穿上戏服,我就是七仙女下凡,神气的我把头仰的高高的,享受着小伙伴们众星拱月般的羡慕。要是当时有手机拍照功能,我估计当天准上头条。第一次抹上口红总觉得不自在,不停地用嘴巴舔,等正式绑上桌的时候,口红已经给我涂了三四次了。 等伙伴们都化完妆,已经快七点了,下一步就是穿戏服。当时的服装很少有专门定制的戏装,哪个生产队拥有一套崭新的锣鼓家私,几套戏服那就是小康的标志,别的生产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我们这几个人中其他的都有,就没有我的,我一听没有服装,顿时委屈的眼泪就下来了,旁边伺候的人赶紧扯着我的手温柔的说:‘’小乖乖,不急,他们一定会弄好的,不然咱不上台!‘’有人撑腰当然好,我就止住哭声,不一会就找到了一个月蓝布衫,可没有裙子,咋办? 机灵的小兰婶婶说:‘’我家那床铺盖面,锦缎的,腰上一围不就行了吗?‘’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在哪个年代,有几家能陪起锦缎被面的铺盖呢,大家都觉得小兰婶婶大方,识大体。铺盖面拿来了,对折一下,腰上一围,再弄一根红菱一扎,嘿,别说,扮野的没法(洋县的方言:漂亮的很!)! 穿好戏服,我们就能上舞台了。三辆架子车早已准备停当,车上架着一张大方桌,大方桌下面是一张大板凳,方桌已经被牢牢的固定在架子车上,方桌的四条腿上用宽宽布带绑上一根根结实的椽子,椽子的高度小孩站上去刚到后背,如果是两个角就只在后面的两个腿上绑桩。上台前,必须先上厕所,有没有都得去一下,一上台就意味着将近四个小时不能解手,这对孩子来说的确是考验。准备就绪后,我们爬上架子车,登上大板凳,再爬上方桌,的木桩前,这时由有经验的绑桩人把通过戏服,把我们穿着棉裤的一条腿牢牢的绑在木桩上,从脚腕到腰间。绑桩也有讲究,太松有危险,太紧了,娃娃们捆的难受,不松不紧正好。 绑好后,再拿几个素净的床单把方桌的四条腿一围,在桌子的正前方吊一面镜子,镜子上用红颜料写上这出戏的名字,然后再挑上几个娃娃坐在方桌的布帘下,当然后面也有,他们的任务是压车,防止车前后失去平衡。一般来说,都有由演不上角的娃娃们压车,平衡一下他们心头的失落感,我也是年年压车的‘’苦出身‘’。 等到每个生产队的游行车辆都集中在乡镇的大场,都八点多了,人齐后就出发进城。进城后再按乡镇的顺序排好队,九点多,社火队伍游行开始,前面警车开道,锣鼓家私紧跟上,舞狮的,耍龙的,柴连船,接下来就是各个机关单位的宣传车,最后才是各个乡镇的社火车队。当时我站在高处,眼界自然开些,到现在还记得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雨下多了泡断墙,娃生多了累死娘。‘’觉得形象极了就记下了。 我演的渔家姑娘,穿戴朴素,另外手上还拿了一支划船的木桨,车子一边走一边还要做划船的动作,特别是到了人多的地方,划的更加卖力。只听的街道两旁的观众不停的赞叹:‘这女女穿着打扮真想,划起桨来更像邬飞霞!‘’听了这话,没有那个孩子不像打了鸡血似的。就这样演了四个多小时。 只记得,游行结束,一出城,演员们早已急得喊着要上厕所,几个男孩子早已尿在裤子上了。回到家,脸也不洗,就像一个立了大功的将军一样嚷嚷着要吃饭,吃完饭还要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睡觉前还舍不得卸妆,非要在大人的斥责声中不情愿的洗了脸。第二天醒来,胳膊疼得早已抬不起来,一连疼了三四天。 那时候,小孩子对于戏剧没有多大兴趣,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些有趣的故事,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看到社火上人物角色的装扮就能立刻反应出来是那折戏,讲的是怎样的故事,当我们听着故事再看看镜子上所写的戏名时,对讲故事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戏不如听戏,娃娃们都这么认为。 在一年又一年社火游行中,我知道了《三滴血》的故事,知道了《铡美案》里包公的铁面无私,秦香莲的爱憎分明,也知道了《三娘教子》中母爱的伟大,什么《赵匡胤送京娘》《三对面》《二进宫》……戏曲的每个人物的性格,他们的爱恨情仇都给我不同的启示,我也慢慢的喜欢上这些荡气回肠的故事。 听,窗外的锣鼓声又响起来了,社火队伍又来了,望着这一台台社火,童年的事又临在我的面前…… (黄群莉写于二零一九年正月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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