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刘甜甜《当代陕西》记者 王雅《当代陕西》记者 嘉宾 蔡煜东汉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许秋雯汉中市副市长、留坝县委书记 唐臻汉中市委编办主任 郭绵留坝县火烧店镇党委书记 张宏军留坝县江口镇党委书记 王倩留坝县法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周蓉留坝县玉皇庙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黎富明留坝县火烧店镇中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亚泽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前,汉中市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正加紧进行,机构设置不贴近工作实际、职责交叉、权小责大、干部身份限制等问题正逐步解决,基层事业发展出现许多积极变化。 但在推动过程中,也遇到体制机制难打破、权力下放难、激励手段有限等困难。试点一年多后,《当代陕西》走进留坝县,与市、县、镇干部,有关专家一起讨论镇级改革试点工作。 乡镇治理的“悬浮层”之痛 许秋雯:许多地方都对乡镇治理“悬浮层”深有感触,改革前的留坝也不例外。不少乡镇政府面临着结构残缺、功能失调的尴尬,基层干部面临定位模糊、认同危机。 张亚泽:乡镇角色弱化有其现实因素。一方面,县乡之间是一种压力型行政体制,使乡镇以完成指标为第一要务;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属于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而村属于自治范畴,实践中乡村的事务由谁负责难以厘清。 其实,关于乡镇的改革一直在进行,有人曾提出强县弱乡,导致乡镇只进行一些开会下派任务、与农村协调的行政性事务。包括“垂直管理”,看着是“插杆到底”,实际上却是“悬浮”状态,是在弱化乡镇。长此以往,就会出现乡镇效能低下、执法困难、人员矛盾等隐患。这时又需要强化乡镇,而改革最重要的是定位准确。要强化首先要权责清晰,其次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蔡煜东:那么,什么是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紧跟时代应该是树立服务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强化乡镇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扩大政府机构的规模,而是要从过去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汉中市,一方面探索开展镇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四个一”改革,就是立足新时期基层政府职能定位,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郭绵:对,提升治理能力必须明确乡镇的职能定位,理顺县镇村之间的关系。 群众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事务 许秋雯:从宏观上讲,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改革中,我把中央政法委关于法治乡村的内容仔细研究了一遍,发现涉农执法与乡村治理关系密切,再对县上的部门进行梳理,一共有13个涉农执法的单位,怎样将这些政策落实到农村,镇级机构的设置至关重要。我过去在乡镇工作过,十分理解群众的想法,原来密集林立的部门设置不符合大家想“一门办事”的需求。如果在乡镇建立13个执法机构,那就不叫便民,叫扰民。因此,我们始终在精简机构、提升效率,借着改革试点的机会,乡镇最终形成“四办一所两中心”运行管理模式,保证能对接上级部门,又能最大限度服务群众。 唐臻:我们是按照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统一设置镇级党政综合、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5个内设机构,还设置了综合执法、便民服务2个方面的事业单位,各试点县根据实际,在统一的镇级机构限额内自主研究设置了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农业农村等特色机构。留坝县将内设机构、事业单位及部门驻镇机构合署办公,形成“四办一所两中心”的做法是按实际需求进行的。 周蓉:机构优化重组后,普通干部感受也很明显,各个部门单位的工作权责明晰了,每个人的分工也明确了,运行起来再也不用重复劳动、浪费人力。 黎富明:借着改革试点,村里现在可以承办94项便民服务事项,常见的事项,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办理,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对于乡村振兴任务的落实,我最关心的是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发展,但也面临着缺技术、缺项目的问题。改革之后,关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我可以直接到镇上经济发展办公室,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工作对接起来更方便了。 张宏军:有人担心,强化乡镇后,过多的服务事项、执法权力下放,工作内容会不会越来越多。我想说,在过去事权不清的情况下,其实很多工作乡镇都在做,只是做得“名不正言不顺”。如今,随着机构不断完善,乡镇运行进入新状态,反而更清晰顺畅了。 唐臻:让更多资源向基层倾斜,是我们这次改革试点始终坚守的原则。为此,我们将试点县镇(街道)下属3个事业单位明确为副科级,留坝从县级事业编制池里调剂出30个编制到乡镇,打通了事业编制人员的上升通道,缓解了用人压力。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一直在突出基层便民服务的重要性,各县都在想方设法提升服务水平,西乡县根据镇(街道)工作实际需要,对便民服务大厅按照示范型、标准型、简朴型三个标准,实行规范化建设,由县财政安排资金补贴。镇巴县在便民服务中心场地改扩建中,每平方米补贴2000元。很多经验都出自基层,已经得到不少支持和赞同。 权力下放需“勒得住缰绳、骑得住马” 许秋雯:随着中央推行简政放权,各地在改革时都会将权力下放纳入其中,但权力对基层来说就像一匹“烈马”,如果“骑得好”,会使各项工作驶上发展的“快车道”,一旦“脱缰”,则会产生反面效果。 张亚泽:目前,权力下放方面的问题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权力承接后运转不畅,有的权力“晒太阳”遭遇闲置,这都说明权力下放需“量体裁衣”,要警惕放虚不放实、放责任不放权力的问题,不能让乡镇把工作干了,权力还在县直部门手里。 蔡煜东:从实践经验来看,这次改革试点我们要求权力下放不能只看数量,更应注重质量,要着重下放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高频事项,在下放时不宜“冒进”,应该坚持分类下放的原则。 许秋雯:对,原则是应放尽放、有序下放。目前镇一级通过受理初审,将窗口前移、工作前置,让百姓少跑路,但主要责任还在部门。由于放权还涉及监管,要有相应配套,因此从审管分离变为审管联动还需要时间。 王倩:权力下放是好事,但直接下到乡镇还存在不少问题。放权首先要确权,光梳理行政执法事项就相当困难。例如公安局11大类执法事项有200多项具体内容,13个部门汇总起来就更庞杂。 唐臻:我们的改革试点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基层减负上仍然没有找到抓手,原因是事权还没有厘清。镇一级该做什么,主体责任是什么,配合什么工作,需要看着清单进行,清单笼统工作会陷入混乱,清单过细又容易遗漏,梳理起来难度很大。 郭绵:由于各项执法权的最终实施单位基本都是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因此在镇一级设立综合执法办公室,目前只能是委托执法,以服务为主。 王倩:除此之外,还有执法力量不足的困难。每个工作人员只能持有1个执法证,1个证只涵盖1种执法类型。比如水利部门有3种执法类型,就需要6个人持证。一次性下放这么多权力,基层有没有人员保障,能不能接得住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因为执法人员不专业造成执法行为错误,那就得不偿失了。因此,一些县级部门比较倾向于联合执法的形式。 许秋雯:现在90%的执法人员在县上,县级资源集中,乡镇有资质的人却太少。权力下放后,基层事务增多,人员配备也必须跟上。乡镇有人就乡镇做,缺人的就由相关部门下派人员,目的是精准及时有效的执法。当前来说,推动人员下沉过程漫长、阻力较大。 张宏军:权力下放,对我们来说,工作更专业了,管理手段也变硬了。目前人手还是紧张,政策法规不清楚,相应的培训不足,我觉得必要时可以采取集中审批,相关部门进行指导。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招新人、培养人。 张亚泽:试点一年多,汉中市的镇级改革试点认准了问题,对基层政府厘清事权、治理能力的提升做出了有益探索,让乡镇在处理矛盾化解、司法维稳、风险防控等问题时,一旦有事冒头,就有人管,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创新精神。没有哪次改革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方向正确,改革中出现问题就不可怕。 呼唤深层制度安排,谨防政策摇摆 蔡煜东:汉中市的镇级改革试点是一项艰难的探索,许多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在打破身份限制,提升经济待遇、政治上升通道上取得一些成效,但这一改革目前只在汉中市部分县展开,是在不打破一些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推进的,所以,改革还面临着一些难题。 许秋雯:比较现实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人才输出的地方,而不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年终综合目标责任考核奖励的差异化发放是为了激发干部的积极性,但从留坝的财力状况看,能调动的手段还非常少。 唐臻:对于打破身份限制,目前还缺少政策支持,按照传统模式,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是确定了的,当改革试验进入深水区,没有上位政策的支持,很多做法出了留坝县、汉中市,能不能适用还有待观察。 张宏军:例如车补的发放,出发点是好的,但同样没有政策支持,推动起来比较困难。再加上县级及以上部门没有改变,存在不平衡,如果上面能作出相应的变动,那改革力度还能再大点。 唐臻:2020年年初,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办在汉中调研都谈到,车补是公务交通补贴,不是给公务员身份的补贴,这意味着我们的此项改革符合相关精神。同时,给镇级事业人员预算公务交通补贴也是镇级事业编制人员的期盼,且合乎工作实际,需要上级部门的支持。 张亚泽:尽管如此,改革不能用“零和”的方式来开展,不能简单地以牺牲某一群体的利益,来弥补另一群体。乡镇目前存在的新时期治理难题是普遍存在的,需要大环境的逐步改善,用制度安排保障相关改革措施推进,需要防止政策摇摆、“昙花一现”。 蔡煜东:吸引人才到乡镇是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除了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机制,更需要盘活当前的干部资源,打破人才流动、使用、评价、激励的制度壁垒,用制度路径规避人才流失现象。因此,我们的改革试点更多的是针对当前乡镇干部面临的问题进行破解。 张宏军:针对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的待遇差异问题,我们实行按岗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壁垒,使得乡镇人员调动的自由度更大,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岗相配”。 周蓉:作为普通的乡镇干部,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待遇变化,无论是车补还是考核奖,总体钱多了、有上升空间了。按岗管理、按绩考核、按劳取酬的人事管理机制,让我们感受到公平,大家干事热情也越来越高。 张亚泽:根据近些年我在基层的调研,乡镇干部现在都是“5+2”“白+黑”的工作,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基层发展,有的还是解决农村矛盾的专家、带领农村产业发展的好手,我觉得他们是可亲可敬的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许秋雯:有些人认为,乡镇干部存在学历素质相对较低、年龄偏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乡镇客观存在,但随着近些年人才引进机制的不断完善,很多乡镇干部开始趋于年轻化。对于诸多执法权力、服务事项下放,乡镇干部干不了或者干不好应该是阶段性的,每名基层干部都应该不断提升水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做的是设置更科学的制度,激励他们提升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