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底的一个傍晚，侯丽红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位于小山坡上的电子厂，沿水泥路下来转个弯，在田埂边走上几分钟，就回到家里。丈夫已做好饭，正在与邻居唠嗑。 在侯丽红的家乡陕西省略阳县，他们一家是当地累计约17077户脱贫户之一。这个位于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的山区县曾被列为陕西深度贫困县之一，今年8月刚遭遇一次水患。坐落在秦岭断裂带上，略阳曾因通火车早、连接陕甘川三省而兴旺一时，但2008年的一场大地震重创略阳，彻底搅动了人们的生活。此后数年，铁路步入高铁时代，途经略阳的车次大幅减少，重工业移出又缺少可替代的主力产业，本地发展逐步滞后于区域经济，让这个山区小镇成为被扶持的对象。 地方政府试图摆脱贫困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易地搬迁政策，将包括侯丽红家在内的居民从条件恶劣的山上搬下来，安置在新建的集镇中。人们可以在小型社区工厂就业，增加一些额外收入。不用干农活的时候，48岁的侯丽红就坐在简易的工作间里拼凑耳机，装在固定板上。一板是七毛五，她一天最多做七十板，挣上五十块钱。 政府认定他们一家的致贫原因是缺少技术和教育支出大。侯丽红的丈夫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只能料理家中田地。更多时候，侯丽红是家中支柱，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工。他们一家在2017年脱贫。那一年，在技校念书的小儿子通过勤工俭学和实习挣了一万多，不再找家里拿钱，家庭年人均收入也超过了国家贫困线标准。 但侯丽红不知道家里是否真的走出了困境。家里有限的田地除了种口粮外，也种柴胡、魔芋等据说好赚钱的中药材，但今年雨水毁了部分土地，看不到经济作物的成效。而她在厂里的工作单调繁重，工资很低。最多的一个月，她工作了20多天，仅仅挣了1200元钱。长时间的低头劳动让她落下了颈椎痛的病根。此外，夫妻俩还在为20岁儿子的未来婚事操心，那意味着对这个农村家庭而言是数目不小的一笔开销。 但对于这个全县97%以上均为山地的县而言，侯丽红一家的变化已经是无数成功脱贫故事中的一个。今年2月，陕西省政府宣布略阳是省内最后一批消除绝对贫困的县之一，当地贫困率（目前定义为年收入低于4000元人民币）从2014年的41％降低到1％以下。2020年是消除贫困的节点，中国政府承诺在年底前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为此发起了迄今为止投入最大、动员程度最广的脱贫攻坚行动，通过精准扶贫瞄准贫困家庭、援助贫困地区。收官之年后，扶贫工作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将需要依靠自身寻找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确保已脱贫家庭不再返贫。这项任务将尤为艰巨。略阳县近年来主推以生态旅游、特色农产业为主的发展之路，力图摆脱曾经的单一产业结构。作为陕南易地搬迁工程的重点区域之一，略阳政府也需要考虑解决搬迁后群众的后续就业问题，而解决措施之一就是社区工厂。目前，略阳已经扶持建设了10家社区工厂，尚有4家在建。来此投资的企业可获得免租金、水电费、优先贷款等优惠，并按雇佣的贫困户数量提供一次性补贴。截至9月，全县社区工厂共雇佣376人，其中100多位来自曾经的贫困户家庭。“我们为什么要支持社区工厂？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带贫益贫。”主管社区工厂项目的略阳县移民办主任王锐军说，“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即使不是贫困户，最担心的也是就业和染上重病。” 社区工厂也被称为扶贫车间、村镇工厂，自在山东菏泽初显成效以来，一直是国内流行的减贫方式。研究贫困治理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邢成举说，不同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城市，这类家庭作坊式的专业工厂在中西部地区的村庄里还是新事物，大多靠政策推动，由寻找廉价内陆劳动力的商人投资或政府打造好后移交给村干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村镇工厂算是从沿海城市或者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淘汰下来的一些产业。这么说好像有点残忍，但事实就是这样。”邢成举说。 安徽老板李有东就是决定在略阳投资的企业家之一。他曾在广东沿海一带和家乡合肥开厂，做过服装、玩具制造等不同的生意，2019年被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来到略阳。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他开始考虑离开高消费的东部，换个地方经营。新冠疫情的影响则让他下定决心，在今年春天关闭了安徽工厂，彻底将业务重心转移到在略阳的这家社区工厂。这里，政府允诺他两年内无需为使用的厂房交租金，考虑到工厂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会再免除一年租金。 李有东认为，做生意如果能得到政府支持，就更容易成功。单就租金而言，他每年可以节省约20万元人民币。但是，李有东也承认自己不得不降低期望。在这座巨大的两层厂房中，只有二楼在满负荷使用，因为李有东只招到了70名工人，不到他计划中的一半。 这样的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并不鲜见。在很多地方，由于社区工厂门槛低、主营业务之间重叠严重，还会有抢单的事情发生。县移民办主任王锐军说，略阳的社区工厂还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工人流失、缺少市场竞争力以及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县里10家认定的社区工厂中，其中一家已经因运营不善而停产。 邢成举认为，社区工厂在建造前应做好规划，与本地经济业态有所结合，否则很难维持稳定的订单供应并保持盈利。“像那些非常简单的制衣厂、手套厂，这些厂缺少竞争力，而这个市场又分散，如果没有依托东部比较大型的市场主体的话，经营上就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问题。”邢成举说。 侯丽红工作的耳机厂由40岁的返乡青年伍金泉开办。他与在广东做生意的一个朋友合作，自2019年5月开厂以来一直订单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起初，伍金泉与妻子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工人下班后重新调整产品，因为它们没有达到质量标准。现在，他提供为期一周的有薪培训，也要灵活适应农村生活的节奏来调整订单交付量。在农忙季节，许多员工忙于劳作或帮助亲戚，不会按时来厂里。伍金泉说，自己曾经熟悉的那套精细化管理制度不适合家乡。“这里不是那样的地方。”他说。厂里的员工流动率同样很高。 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侯丽红尽心尽力地工作。她曾经坐几十个小时的车到沿海城市打工，也在深圳的比亚迪工厂干过一段时间。因为需要处理一些家庭问题，她在2018年回到了老家，伍金泉工厂的工作是她所在乡镇薪水最高的工作之一，尤其对于女性而言，但也仅仅是她只是曾经收入的一小部分。“这里赚的只是零花钱。”侯丽红说，“一整天坐在那里，你的腰痛、背痛、胳膊痛。” 在其他地方，谋求稳定的生活会更加不易。一些本来做出口的工厂受到今年新冠疫情的打击，而另一些工厂则困于经验不足，难以冲破区位和产业局限。 离伍金泉建立的工厂不远，还有一家印着烫金“西淮坝镇社区工厂”的作坊。50多岁的马小英是这里的负责人，她来自一个刚脱贫不久的家庭。尽管从未涉足过略阳以外的地方，也没有商业经验，马小英仍在两年前被指定为镇上第一家社区工厂的负责人。马小英说，镇上认为她长期担任村上的妇女主任，最适合带动村里的妇女，经营一家以女性为主的工厂。“镇上多次和我谈，多方面和我说，我也没办法。”马小英说。在经过培训后，她走马上任，起初雄心勃勃，但很快因经营乡村工厂的困难而感到灰心。“哪知道我把自己的钱投进去了。”马小英说。 有段时期，马小英的工厂曾作为县城一家更大型社区工厂的下家，为江苏省海安市生产产品。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一部分，海安市与略阳县在2017年结成伙伴关系，为略阳的工厂提供市场和人力。海安政府也为略阳捐赠了数百万元的扶贫资金。每年春天，当地需要工作的人在经过招聘后就可以乘上政府组织的大巴前往位于海安的工厂就业。 但来自政府方面的订单在品类和数量上都不太稳定，马小英的厂去年还在生产手工花，今年就开始组装智能手机的零部件。不稳定虽然不意味着破产，但浮动太多的工资却让员工感到沮丧。 34岁的罗瑞红在2018年结束了沿海打工的日子，回家照料两个女儿和老人。罗瑞红最小的孩子仍在上小学，放学后跟着她到厂里做作业。每天早上6点，罗瑞红起床、做饭、骑摩托车送孩子上学。其余时间里，她伏身在凌乱的工作台上焊接电子产品。 罗瑞红每月最多可以赚1500元，但只有在有足够订单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她的丈夫仍然在外面打工，收入更高。罗瑞红说，最初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并不想过去，但随着村里更多妇女的加入，她决定为了给孩子多点“零花钱”，辛苦也值得。在厂里待了快一年后，她说自己很累，也对留在村里能为家庭带来多少美好的未来不抱希望。摆脱贫困的最可靠方法仍然是在更加发达的省份找到工作。拥有20万人口的略阳县每年都有约4万人外出打工。罗瑞红计划在孩子大一点后再出去。“一家人只有一个人挣钱是不够的。”罗瑞红说。 通常，像罗瑞红和丈夫这样的农村夫妇都在外地打工。当年轻人或老人需要照料时，往往是妻子搬回家，丈夫继续在沿海工作。这也意味着留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主要为女性。邢成举说，女性占各地社区工厂员工的比例，“即使不是100％，至少是80％”。女性数量如此之多，让类似工厂与当地妇女联合会紧密合作。但同时，社区工厂又大多由男性所有。他认为，这一局面与家庭传统的两性分工有关，也与现代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脱不开关系。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早期出去的男性比较多，他们往往在特定的工厂里，通过个人奋斗已经获得一定的技能和社会联系，容易在有地方政策的情况下返乡。但我想这个趋势应该会发生新的变化。”邢成举说。例如，在陕西平利县，许多致富能人均为女性，当地也成立了女企业家协会来帮助脱贫工作。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张俊认为，目前，国内的精准扶贫工作尚未充分纳入性别视角，统计指标也很少区分男女。与家庭中的男性只负责赚钱不同，女性在工作之余，还要负责家务与照料，而后者并不获得经济利益。张俊认为，从扶贫的角度而言，社区工厂帮助女性获得额外收入，但也意味着她们的负担更重。“很多妇女的困难不是钱的问题。”张俊说。“我们的扶贫项目关注‘扶贫’，如年人均纯收入的指标，但很多弱势和边缘化的妇女面临的问题是‘脱困’。”他建议，未来扶贫工作应更多关注提升贫困家庭的内生动力，融入更多旨在帮助妇女的政策。 作为曾经陕西南最繁华的车站之一，略阳现在每天只有三到四趟火车。即使这样微不足道的班次，也必须通过一些游说来确保。2018年，当有消息称宝成线将不再停靠略阳，略阳政府在一封致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开函中论述称，目前正处于脱贫攻坚关键期，铁路客运对于增加略阳人流、物流、商流极为重要，如全部取消，失去铁路交通支持和保障，将严重影响脱贫攻坚这项重大政治任务的完成。 2008年的大地震也暴露了自然条件的脆弱性。那年，略阳县城房屋受损率达到95％。略阳处在陡峭的山脉之中，这也意味着现在连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高速铁路已经绕开了该县。 县委宣传部的张存成很怀念昔日的美好时光。那时，县城火车站每天接待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们过来做生意，贩卖便宜的衣服。今天，曾经作为交通枢纽的辉煌期已经过去，略阳政府将希望寄托在发展旅游业、经济作物和招商引资上。但诸多实地数据说明，当地还需要更多努力巩固脱贫成绩。 走在8月底被水淹过的县城路上，张存成陷入沉思。上级为他布置了写一篇关于略阳未来经济振兴之路文章的任务，但他似乎还没有灵感。从遐想中醒来，他转过脸来问道：你觉得略阳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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