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他这样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诸葛亮选择这个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
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划。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础。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他苦劝姜维,“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不要“强欲行难为之事”。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221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263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
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名臣郤正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253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感情上过不去,但结果确实很像。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敛兵聚谷”。 |